2015年10月31日 星期六

醫生作為温度計

公立醫院醫生靜坐爭取加薪與公務員看齊,一個「怒」字有力,即場已見成果。事件再次讓我興起近年的想法:個別議題不論,香港的醫生可以是整個城市的民情温度計。
原因很簡單,醫生一般不理政治也無時間参與運動,但全是有想法和有自己的價值觀的人,他們的價值觀光譜很闊,與社會的民意光譜很脗合,從對佔中與政改的反應可見一斑。在政改,多於一半的醫生反對政改「袋住先」;對於佔中爭普選,或者多過一半醫生同情,但少過一半會認同衝擊政府機關。
近一些,我猜大多數醫生不能認同港大校委會處理副校長任命的手法,但也不會認同衝擊會議室;在鉛水事件,大多數醫生會認同有真實存在的健康風險,儘管事件可能是有些「泛政治化」。
說醫生作為温度計可以反映民情,這不是說醫生一定是對的,正如民意民情也不一定永遠是對的。然而當醫生不分公私營、不分組織派系、不分資深與前線,都有代表人物為同一議題站出來一起發聲,必定是有信心得到民情支持。
在技術性層面,政府的立場並非沒有依據,但從常情出發,那些技術性政策條文並非一般市民能明白的。不知政府是否見到,這兩年民間日漸瀰漫一種感覺:在某些事情上不走在一起發聲的話,固有的東西很容易被侵蝕。在次事件,醫生拿揑到「不能任人主宰(宰割?)」這點民間情緒。
談起温度計,最近讀啟蒙時期醫學史,我才知道,温度計最初在17世紀已由伽里略等物理學家發明,但要百多年後才在臨床醫學應用。現在特區在學習量度民情,是否可以應用醫生温度計?

原載 《信報》「醫三百」專欄,20151017日,經修節。

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

權力

李國章醫生或者會被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,或者不會。特首或者會運用作為大學校監的權力,保送李國章醫生坐上那個位置,或者不會。
何君堯律師已經被委任為嶺大的校務委員,沒有「或者」。特首已經運用了大學校監的權力,保送何君堯律師坐上那個位置。部分學生與教職員是有不滿的,但這影響不了什麼。制度規則彰顯權力。
如果李國章醫生真的被委任為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,學生與教職員,還有校友,反彈應該會比嶺大的師生強力一些,但也影響不了什麼。
權力越是赤裸裸地運用,離開現代社會就越遠。對此一點,特首不是無知。如果他堅持運用作為大學校監的權力保送李國章醫生坐上那個位置,一定是深信李國章醫生的戰鬥力,與何君堯律師的戰鬥力一樣,對改變特區的權力結構,是有重要戰略價值。
如果關乎改變特區權力結構,特首不會不先取得中央默許。如果中央默許讓特區持續內部鬥爭,特區未來幾年都不會平靜,因為,赤裸裸地運用權力,在香港這樣的土壤,是不能震攝大多數不服氣的人。

2015年10月25日 星期日

卡梅倫的競爭力

習近平主席在英國的「超級國事訪問」很成功,卡梅倫首相很知道如何招呼貴賓,從而把兩國的政經關係推向光明的新時期。
我不大識得欣賞卡梅倫,覺得英女皇比較可敬可親。從身體語言看,習主席似乎也更親近英女皇多一點。
有媒體很當一回事地報道卡梅倫在莊園款待習主席時,提出要求中國讓香港有政治自由,選舉不受篩選的特首。新聞令我失笑:這宗新聞的重點可能是卡梅倫成功爭取到中方諒解,容許他向媒體放消息說英國曾經為香港向中國進言。
不識得欣賞卡梅倫,卻也得承認他很有競爭力。可能他的真實信念和熱忱,就是提升英國的競爭力。
這也反映在他麾下英國衛生大臣Jeremy Jones國民健康服務NHS進行的鐵腕改革。今天《明報》「星期日生活」全版專題寫本月中二萬多名NHS醫護人員參與的大遊行。Jeremy Jones提出,顧問醫生應一星期七天工作以重拾專業精神,初級醫生的合約則要從每周工時48小時(超時有加班費)修訂為每周6天從早上七時至晚上十時工作(等同取消加班費) ,主導思想是提高生產力。在保守黨理念,生產力是競爭力的根本。


2015年10月20日 星期二

練乙錚:Sir Patrick Manson與港大Medi

日無心評論時事,儘管並非無事可談。疊埋心水找資料寫一本書的初稿。
這一篇剪貼練乙錚 三分之一篇文章,Mansion與港大Medi一段歷史也在我找資料的範圍。
練乙錚的文章是〈江河日下國民黨.港大Medi威水史.擊節四讚黃之鋒〉,可以直接在此點擊看全篇。
HKU Medi奠基人治瘧貢獻媲美屠呦呦
一位醫生朋友傳來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David Lung撰寫的文章,提及瘧疾學的兩位創始人,其中一位,也是最先指出研究方向的那位,竟是港大醫學院前身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主要創辦人。這位醫學界先驅Sir Patrick Manson1844-1922),中文名字是白文信(一譯萬巴德),蘇格蘭人,21歲即畢業於University of Aberdeen醫學院,然後取得該學院的外科手術碩士、醫學博士、法學博士。他的醫學生涯的前一半在東亞度過,計在台灣5年、廈門13年和香港6年,都是一面行醫一面做熱帶地區疾病的研究。
回到英國之後,於1900年獲選為皇家學會會員;1912年還得到皇室頒發給在海外有特殊成就的國民的勳銜,爵級大十字勳章/一等勳爵士。終其一生,「三有」醫生白文信可謂譽滿杏林,與我們今天熟知的「三無」科學家屠呦呦比在自己祖國裏的際遇,不可同日而語。
1866年,白文信到達台灣,在馬雅各醫生(James L. Maxwell)推薦下任中國海關醫務員,駐在打狗(即今高雄)。馬雅各是最早在台灣行醫和傳教的外國人,在打狗旗山設有醫館,他離開台灣之後,醫館便由白文信接管。後來,日本勢力在台灣南部開始伸展,其他外國人受到壓力,白文信遂在英國領事力勸之下離開台灣,到廈門繼續其工作。
在廈門,白文信開始潛心研究淋巴絲蟲病(lymphatic filariasis,又稱象皮病elephantiasis,是一種可導致手臂、雙腳或是生殖器發生嚴重水腫、患部皮膚變厚並引發疼痛的熱帶疾病)。他的研究首次發現,導致這個疾病的絲蟲,是由受感染的蚊子傳播的。1887年,他把研究結果寫在China Customs Medical Report(《中國海關醫療報告》)裏;那當然不是一份學術研究期刊,卻間接把消息傳到倫敦林奈學會(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,是研究生物學的權威學會),震動杏壇。昆蟲可以成為病媒(vector),這個實證發現,在當時的醫學界而言,是劃時代的。白文信在研究淋巴絲蟲病的過程中同時得到啟發,令他初步懷疑瘧疾的一個病媒也是蚊子。
1883年,白文信離開廈門到香港,首先做了一筆生意——成立牛奶公司(就是大家熟悉的Dairy Farm),從蘇格蘭引進乳牛,在薄扶林飼養並生產牛奶出售。然後,他在幾個醫學界的朋友(包括何啟爵士和Dr James Cantlie,後者是孫中山讀醫時期的老師)的幫助下,於1887年成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並出任書院的首任院長。書院後改名香港西醫書院,港大成立的時候合併其中。這是白文信對香港的最大貢獻。
1889年,白文信回英國定居,之後替醫學界做了兩件大事。1884年,他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發表論文,完整提出「瘧疾的病媒是蚊子」的理論,號召在熱帶地方的研究者嘗試證實(英國及歐洲難找到瘧疾的病例)。結果,成功的實證研究,是一位長期在印度行醫的英國醫生Ronald Ross在白文信的細心指引之下於1898年作出的。Ross因此在1902年得到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。
1899年,英國政府在白文信倡議之下,出資成立世界上首創、今天世界有名的倫敦熱帶醫學院(London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);之前,醫學界還沒有熱帶疾病學這一科。由於白文信作出了淋巴絲蟲病和瘧疾這兩方面的創始貢獻,醫學界尊稱他作「熱帶醫學之父」。
回到英國之後,白文信還做了一件中國人不應忘記的事。1895年,孫中山先生發動第一次(廣州)起義失敗,被清政府通緝,逃到舊金山之後轉赴英國暫住。期間,他多次探望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時的老師James Cantlie(後者當時已回英國)。豈料Cantlie的住處就在清國駐英公使館附近而孫先生不知道,於是有一次遭公使館人員綁架,眼看就要秘密押解返國;可幸有人替孫先生把他遭綁架的消息帶給CantlieCantlie自己沒辦法,於是找到在倫敦很有點地位的白文信,白文信再找英國外交部出手,外交部照會清國公使館,表示如果不交出孫先生,就會把公使館所有人員解遞出境;後者終於屈服,孫先生因此得救,1911年的民主革命才得以在孫的領導之下完成。
白文信長期在中國行醫,身份是一個任職海關的帝國殖民醫療官,結果卻對香港、對中國以至對人類有如斯貢獻,乃始料所難及。國人特別是港人,熱議屠呦呦的成就的時候,當不應忽略了白文信這位與中國關係很深的人的瘧疾學創始工作。

原載 《信報》練乙錚專欄,20151019日,經刪節。

2015年10月17日 星期六

青蒿素從頭看

屠呦呦因為沒有博士學位、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,被人稱為「三無」科學家。
我在《當中醫遇上西醫》一書寫過,青蒿素的發現令傳統中醫學尷尬:「從草藥提煉有效成分,路途迂迴,難得的成功例子如治瘧疾的青蒿素,卻又被納入西醫的藥庫去了。」
《澎湃新聞》記者林夏寫〈關於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四點疑問〉講得更分明:青蒿素是從黃花蒿中分離得到的化學物,特點是脂溶性較高,以傳統中藥加熱煎服反而會破壞青蒿素的治療作用。 (http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382145)
記者問諾貝爾獎委員會,這是不是首次頒獎給中醫?發言人強調:「獎項不是頒給傳統醫學,今屆諾貝爾獎是頒給受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藥的研究者。」
 屠呦呦說,研究的靈感來自東晉葛洪《肘後備急方》記載的「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漬,絞取汁,盡服之」。葛洪是一個道士藥師,也可算是古代的化學師,他使用的青蒿是單味草藥,不加熱煎藥,更不講究中醫學理論,但求實效。
青蒿素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研發成功的。程介明教授有文章表示對此感到好奇:為何在文革中屠呦呦仍能專注工作,不受政治鬥爭衝擊?是否因為她不沾政治與人無爭?當然不是因為這個。當初研發治藥物是支援北越抗美戰爭的國家軍事任務,由周恩來親自過問,舉全國之力攻關,紅衛兵不可能衝擊。
醫藥進步有時是戰爭逼出來的,青蒿素也是一例。


原載 《信報》「醫三百」專欄,20151017

2015年10月14日 星期三

執著知識的人

醫療服務最好盡力追求簡潔原則,以免煩死自己煩死病人。若問簡潔的原則是什麼,我新近的想法是「以人為本」和「以知識為本」。以人為本的基礎是尊重人,以知識為本的基礎是尊重知識。今天談尊重知識有多麼不容易。
十八世紀法國流血的大革命之前,有啓蒙運動,出了很多有趣的思想家,鼓吹思想解放,狄德羅(Denis Diderot1713-1784) 是其中一個。現代第一本《百科全書》的意念是由他首創的,他是總主編又寫了其中幾百條。此書網羅了知識與思想界的菁英,把本來不容觸碰的傳統禁忌以及教條,一一化為自由論述的知識條目。
中世紀的修道院也編纂知識之書,以宗教心小心翼翼地輸入世俗的學問,或是借天文知識歌頌上帝的榮耀。前提是,知識絕不可以動搖既定的教義。
偏偏狄德羅是一個對傳統教條全面懷疑的人。為了對知識的執著,他不停惹上麻煩和官非。作為《百科全書》的總編輯,他屢屢受書刊審查官的騷擾。這當然了,連「政府權力」也列作知識條目,自由討論,難免遭到干預。
與其他啓蒙運動的領袖不同,狄德羅本愛藝術,本來不願牽涉政治,卻總是被拖拉到政治圈中。他早期的政論寥寥無幾,處女作《哲學思想錄》是匿名出版的,也被人告密,迅即被禁。寫此書時他還不是無神論者,相信萬物運行的背後有神的存在。他只不過懷疑世界萬物未必是由上帝創造,就已經犯禁了。
《哲學思想錄》出版後兩年,狄德羅被政府逮捕,單獨囚禁在Vincennes一個城堡一年多。幸而有人向城堡的領主為他求情,城堡主人也珍惜知識分子,特許狄德羅離開囚牢,作有限度的自由活動。要不是有這一點鬆動,就不會有之後編寫《百科全書》的狄德羅。
大學時期我在圖書館初次揭開一部大得捧不動的《百科全書》,其中有數不清的知識條目,覺得神奇。現在知道了狄德羅《百科全書》的緣起,更感到在權力面前執著知識是難能可貴。

原載 《東周刊》「一葉一杏林」專欄,20151014日,經修節。

2015年10月9日 星期五

港大的灰旗

今晚幾千名港大師生和舊生在校園靜坐哀悼和譴責港大校委會9.29的決定。昨天我在《信報》讀到丁望先生罕有地動氣談港事(他通常寫中國觀察)的文章。末段說,港大9.29事件與19581959年的「拔白旗插紅旗」有相似之處。
我讀過一些中國現代歷史,知道反右、大躍進的前因後果,卻漏了「拔白旗插紅旗」這一段。
《人民網》有中國共產黨獨家發布的「拔白旗、插紅旗運動始末」(http://cpc.people.com.cn/GB/64162/64172/85037/85039/6345589.html),有一段很傳神。這是195858日下午,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,「要學習列寧,要敢於插紅旗,越紅越好。」  523日,毛澤東再次強調插紅旗,辨別風向。「 任何一個大山小山,任何一畝田,看到哪個地方沒有旗幟,就去插,看到白旗就拔。 灰的也得拔,灰旗不行,要撤下來  
「拔白旗」運動的領域廣泛,農業、工業、軍隊領域無一倖免。文化教育領域是重災區:
 那些對大躍進、浮誇風錯誤持批評、懷疑態度的專家、教授一一當作白旗拔掉。僅北京大學就拔掉了幾百面「白旗」,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也被當作「白旗」拔掉。
陳文敏既不抗共也不激進,為何會是打擊對象?原來他是港大的灰旗。



2015年10月6日 星期二

沒有政治考量

     梁特首和袁司長一致強調,廉署逮捕起訴曾()特首,絕對沒有政治考量。這個我相信,不過這件大事,即使沒有政治考量,也有深刻的政治含義,所謂 political implications 是也。
林鄭月娥司長說會每天為這前上司祈禱,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他以前很多貢獻,我恰巧在車上聽見她幾秒的嗆聲顫聲,就聽到一重政治含義。今天《信報》把這曾特首上庭的新聞放在第16版,這也是一重政治含義。前兩天曽俊華司長首次決絶地聲明絕對不考慮參選特首,秋江水寒雁先知,這也是一重政治含義。
正如中央官員反覆論證,特首有雙重身分,不單是行政部門之首,亦是中央委任的首長。起訴前特首不可能由特區單邊決定。政治含義由中央釋放的政治信息界定,「去殖民地化」不是光說不練的。

2015年10月4日 星期日

黃照達嘰呱HKU

今天《明報》黃照達漫畫嘲諷HKU,即使不是那麼反動的讀者,也應該對漫畫最後一格的反殖民地化和中國化意味若有所思。專上學院的漫長政治漂洗,陳文敏事件應該只是開始。





2015年10月3日 星期六

中秋掃墓記

我的父親是在中秋節出生的。重陽掃墓怕人擠,一眾兄弟姊妹說服母親,中秋正日午饍聚餐後去拜祭,順便為父親慶生辰,也是個好節目。
母親也不容易被說服,主要是依她的樸素信仰,先人的魂魄只有在中午前才可以接收到燒香和衣紙。午後魂魄都「回去了」,拜祭不到。我出動孔子「祭如在,祭神如神在」的儒家哲學,說不要緊的,認真敬拜,就像父親已經和我們同在。她不信。
最終她還是老來從子(與女) ,今次是第三回中秋掃墓了。我取笑她說:「不是說午後父親都回去休息了,收不到衣包的嗎?」
她一貫地認真:「我想通了。你爸走了已差不多十年,或者已經投了胎,上午下午也是一樣不會回來。」
「那麼為何還要燒香和燒衣包呢?」
她一定覺得我很笨,理所當然地答:「當然要燒香,萬一他未投胎,又無人燒香,豈不是餓壞?」
這是個好節目,還因為這天天氣轉晴,在靈灰閣父親骨灰龕的位置可以眺望鑽石山,今年中秋和暖,但一些樹叢也見秋色了。
好節目也有煞風景的一刻。剛剛燒著香燭,卻來了一個男子,面容灰白身裁瘦削的,大聲在我們身邊喊道:「一年一度呀,大吉大利,利利是是呀!大吉大利一年一度呀
他纒著不走。骨灰龕場所設有錄音廣播,單調的聲線重複又重複,提醒掃墓的人士切勿向職員或任何人等派送金錢,如果有人滋擾,可以致電某個號碼。從管理學角度,這種錄音廣播有點反諷,似乎在提醒:無人有空親身來巡查對付這些「陀地」的。他賴著不走,又認得你先人骨灰安放的位置,你也難免忌憚。
其實當場有工人在清掃場地,卻只能視而不見低頭老實幹活。他只是外判清潔工吧,就算是政府員工,也很難要求前線清潔工人兼做糾察。中秋掃墓的人稀少,正合鼠輩出沒,要「放蛇」捉一隻伸手要錢的老鼠應該不難,但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吧?說到底這是個管理上是否隻眼開隻眼閉的問題。

原載 《信報》「醫三百」專欄,201510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