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4月23日 星期一

公投墮胎:民情與中庸之道

愛爾蘭訂於525日進行公民投票,決定是否修訂憲法第8條修正案,從而容許國會放寬禁止墮胎的法例。這次公民投票毫無疑問是歷史性的。現時愛爾蘭的墮胎法在全球可以歸入非常嚴厲之列。一旦放寬,新的法例會趨近歐洲其他國家的「中庸之道」。這在一個以天主教徒居多的國家當然不是尋常的事。
在生命倫理學,墮胎與反墮胎的爭議是個大題目,這與生命倫理學的美國源流有關。在美國,墮胎是一個令社會長期對立甚至撕裂的政治議題,爭持角力可能僅次於種族問題和槍械管制。在香港,墮胎似乎從來沒有成為公眾討論焦點,香港法例有《終止妊娠規例》,傾向「保守」一邊,但留有相對寬容的空間讓醫生評估孕婦的身心狀況,法律規定的情況和程序底下進行人工流產。如果有人仍然嫌法例過度限制孕婦了的自由選擇權利,可以在境外例如內地接受人工流產 —— 中國大陸的墮胎法在全球是在非常寬鬆之列。
問題是,墮胎法例是「寬鬆」還是「保守」,有沒有一個普世的「中庸之道」,憑誰來說?入鄉隨俗便是合理?
尊重文化差異通常是不錯的,但這觀點未能解釋為何一些同是多數人民信奉天主教的國家,法例也會差異很大,例如西班牙與愛爾蘭。香港、臺灣和中國大陸文化同源,為何香港的法例傾向「保守」?如果說,那是因為經過英國殖民統治仍然沿用法例,那麼為何同樣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,墮胎法卻在全球寬鬆之列?況且,目前英國本身的墮胎法也是全歐洲最寬鬆之一。
在愛爾蘭目前的墮胎法,無論胎齡大小,醫生要確認人工流產手術關乎即時搶救孕婦性命,這是極為困難的臨床判斷。難道要等到孕婦病況惡化至垂危才做人工流產?
愛爾蘭公投墮胎的最大焦點是女性自主權。政府承諾,如果公投結果是贊成放寬,將啟動立法,除了醫學情景會放寬,更會容許懷孕不足12周的婦女無條件墮胎。即是說,在早期妊娠女性自己可以選擇墮胎,不需要醫學理由和社會道德認可。
愛爾蘭公投墮胎不是閉門的家事。若成功修憲,香港到時就比愛爾蘭「保守」了。

節錄自 《信報》「生命倫理線」專欄,2018423日。


2018年4月21日 星期六

精子的荒誕事


最近在讀關於人工受孕的資料,接連讀到幾宗與捐贈精子有關的荒誕新聞。向來以為人工受孕的倫理爭議是在體外受孕(IVF) 和胚胎篩選(embryo selection) ,原來關於捐精也有千奇百怪的故事。
荷蘭爆出一宗醫德跌破底線的醜聞:鹿特丹有一家生育醫療中心,早於2009年被勒令關閉。當時衞生部門調查發現中心管理極為混亂,把收集到的不同男性的精液混合一起用於人工授精,以提高受孕機會,催谷中心知名度。
中心有一個擔任醫療主任逾十年的人工受孕專家Jan Karbaat去年逝世,死後被揭發自七十年代起在進行人工受孕時,經常私自用自己的精子取代捐贈者精子!不孕的夫婦來求醫,結果生了醫生的「子女」!如今Karbaat的「子女」遍全國,估計可能多達60個。
在中國,法新社上周報道,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44日在微信更新精子庫招募捐獻者簡章,列明捐精條件:捐精者須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質,熱愛社會主義祖國,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,忠誠黨的事業,以及沒有政治問題。
本報丁望先生有文章分析,這是「政治血統論」在人人表忠時代的極端現象。捐精的政治審查令人嘩然,兩天後北大三院刪除了這一條內容,代之以要求捐精者「有愛心、有公益心」。
在內地,捐精是有償的,俗稱為「營養費」。簡章寫明,捐精者完成全部捐精流程後,可獲得總計最高5500元的捐獻補貼。流程包括接受精液檢查、進行兩次精液篩驗,和捐獻10次左右。所謂有公益心,其實是明碼實價的交易。
既然是明碼實價的生意,院方當然要令客人放心。捐精的政治審查條文可以視為在商言商的舉措:可能真的有客人對「政治不潔」的精子敏感,院方才會苦心作捐精政治審查。
荷蘭與北京都有捐精的荒謬故事,兩者之間也有重要差異。大學時代讀過一本令我開竅的書,講個人主義社會與集體主義社會的分別。Jan Karbaat的荒唐行徑是個人的;北大三院的荒誕簡章卻反映了社會的「集體潛意識」。個人主義的好人好事與集體主義的好人好事並不相同,個人主義的壞事與集體主義的壞事也不一樣。
原載 《信報》「醫三百」專欄,2018421日。

圖片來源:peterpit.org

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

AD難題


上星期五《經濟日報》有專題寫香港病人現今並不容易預設醫療指示(Advance Directives,簡稱AD),我也是受訪者。訪問的時候,腦子裡常在做「身份跳躍」,這是我自己發明新名詞,英文可以譯作identity hopping。跳躍的原因是,AD有多個面向,從不同的位置會看見不同的問題,也會有不同的感受。「身份跳躍」可以避免屁股指揮腦袋,或者固執一端。
有一段話是有感而發。這段話見于報道:「區結成解釋,如健康人士太早簽預設醫療指示,未有計算將來醫療發展變化,加上未經歷嚴重疾病,醫生可能擔心簽預設醫療指示未必是一個『知情決定』。不過,區認為問題如不解決,恐反彈壓力給前綫醫護人員,如增加投訴,減低士氣,影響醫患關係,亦會因不必要搶救增加醫護成本。」
這緣自一個向記者訴苦的病人。77歲的長者在公院診斷早期胃癌,入院動手術切除後康復,但住院所見所聞令他興起預設醫療指示的意願。這原來大不易,他動手下載了AD表格,但在門診和醫院都難找到人受理。如果找私營機構簽署,又怕機構未必互認。醫管局的指引不是沒有承認外面簽署AD的方法,但醫護人員太忙了,誰有時間兼顧預設醫療指示表格?
我自己有4個身份跟這個AD難題是相關的。現在我是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,公院AD的設計經多年參與,可算是我半個孩子,見有病人說它不管用,未免有些心翳。另一個身份是在中文大學做生命倫理學工作,常會討論生命晚期的病人自主問題。這不單關乎病人權利,也關乎醫療質素,我覺得社會要好好推進這件事。第3個身份是前線醫療的過來人,現在我還有子侄輩在前線做醫護工作,深知在逐漸呈現危機的醫療系統,醫護人員高速工作難以好好打理病人是怎樣的一種光景。
最後一個身份是年長中的自己。我也常在想著做一個AD,但如果這位患過癌的77歲長者還未能順利進入AD流程,60出頭未曾大病的我,更是「未到時間」吧?
因此,你不難想像,記者訪問我的時候,跟著我「身份跳躍」,這樣瞧瞧又那樣看看,跳來跳去,累死罷?AD這個難題在香港真的是令人累,我這還未跳到救護車人員是否要尊重AD這個難題呢?
有朝AD難題不令人累,香港的生命晚期服務才算進了一步。
《東周刊》「一葉一杏林」專欄,2018411日。



2018年4月7日 星期六

獅子山下退休的普通人

今年財政預算案花心思又努力拾遺依然不討好,但我一直未加入「評彈」行列,可能因為原則上我也不贊成「全民派錢」。財政司司長說要善用資源照顧有需要的市民,構建關愛共享的社會。這原則我認同,只是預算案面目有些糢糊,而拾遺看來繁瑣,當然沒有「派錢現兜兜」那麼痛快。
我不贊成「全民派錢」,但如果有人問我,關愛共享要有焦點又要行政簡潔,你會怎麼設計?我也說不上來 ——直至最近。
最近特首向勞資雙方拋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新方案,五大商會代表扭計不肯收貨,我忽然想起一個親戚的真人真事。
這個親戚年紀和我相若,是獅子山精神典型,比我更貼近過去幾十年的香港。她小時家貧沒有機會上中學,從工廠打工開始,邊做邊讀夜校,轉職到一家時裝公司工作,一做就35年。她做採購員,勤快肯學,有EQ又不計較,經歴公司風光上市建立品牌賺錢派花紅時期、由盈轉虧股東易手時期、重組緊縮虧轉盈時期,其間許多年紀輕又有學歷的同事不是裁了員就是跳了槽,她還在崗位孜孜不倦工作。然後,就在去年政府提出有意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時候,公司又動手裁員,她終於被遣散。
這樣的工作精神是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的基石。一個模範員工貢獻35年,得到多少長期服務金?是39萬元。
聽來不錯,但要用強積金對沖。強積金本來有66萬,一半用來對沖了,剩得33萬。或者應該換個說法,強積金有66萬,但工作了35年也只得6萬元長期服務金39 – 33 = 6 ﹚。
撇開這些錢夠不夠一個普通的退休人士用十年八載不論,如此對沖真是不公道得很離譜吧?這樣的故事應該普通,可能通街都有。正因為普遍,影響很多人,所以是個重要的問題。
先前政府否決了周永新教授提倡的「全民退保」方案,但除了努力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外,未見有很好的退休保障方案出台。當財政盈餘近2千億,正是最佳時機,大手筆一些展示推行退休保障的決心。撥500億作基金起動也不算多。對於已退休人士,現在取消強積金對沖已經太遲,退保津貼卻可以即時開始支付。
政府要加把勁多謝獅子山下貢獻大半生的普通人啊!

原載 《信報》「醫三百」專欄,201847日。